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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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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生

发布时间:2018-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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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生,1970年生,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河北省一级工艺美术大师,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唐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唐山市工艺美术协会理事,唐山市丰南区收藏家鉴赏协会理事。十六岁进入唐山市金属工艺厂,正式师从祖父孙广熙学习金银制作技艺,专攻錾刻,对景泰蓝工艺、金银花丝及传统首饰等技艺皆有心得。作品结合和吸收木雕、石雕、牙雕、刺绣、雕漆等艺术元素,溶入传统金属工艺之“搂、打、攒、錾、焊、挑、花丝镶嵌”等工艺程序。整理、开发出一体成型工艺。革新了鎏金工艺,作品多次被丰南区作为珍贵礼品赠送各界人士,也被唐山市多家电视台、报社争相报道。其中《如意雕龙大壶》、《鸿雁香薰》、《鱼龙水盂》、《宝相莲花》、《执壶》等多次参加展览,广受艺术界好评,并得到老一辈艺术家吴毅夫和故宫博物院专家曹静楼等的重视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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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雁香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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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手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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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纹银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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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雕龙大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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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龙水盂

金银器是以稀有且贵重——黄金和白银为基本原料加工制成的器物。由于金与银具有美丽的光泽和稳定的化学特性,自它们被人类发现的那一刻起便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今中外,金银及其器物凭借体积小,价值高的优势经常以货币、赋税、供奉、赠送、赏赐、施舍、陈列、观赏、贿赂、赌博等多种形式作为政治斗争、经济制度、对外交往的媒介物,直接参与到丰富多彩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融合、乃至军事生活当中,或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这是其他任何质料的器物都无法取代和比拟的。经济学家视它们为价值尺度,艺术家把它们作为精美的艺术品的材料,商人和收藏家把他们当成财富。金银的价值观念早已深入人们的灵魂深处,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在中国古代,金银器作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标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仅仅为统治阶级专用,普通百姓根本无力问津,所以与陶瓷、铜镜、钱币等文物不同。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堪称是一门专为贵族服务的艺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享乐的需要,经常在制作金银器的过程中不计工本,力求尽善尽美,创造了不少精美绝伦的佳作。尽管唐代中期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金银器逐渐走下神坛,开始进入富裕的商人和百姓家庭。但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民间的金银器与上层阶级的金银器相比与其说是艺术品不如说是财富的一种收贮。

金银质地柔软,延展性强,易于加工改制。金是金属中最富有延展性的一种,一克金可以拉长至4000米的金丝而不断裂,金还可以锤揲成比纸还薄很多的金箔,厚度仅有一厘米的伍拾万分之一,看上去几乎透明。

金银矿床在我国分布相对广泛、平均,各省都发现了金银矿藏。早在先秦时期,文献上记载产金的地点多达110处,较著名的有《管子.轻重甲篇》:“楚国有汝汉之黄金”。《韩非子.内储说》:“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津”。“汝汉”即汝河、汉水,“丽水”即金沙江。在当时皆属楚国管辖。西汉时期产金之地有潘阳(今江西波阳)、陵阳(今安徽青阳)、南山(今新疆阿尔金山)等,东汉的重要产金地在今云南保山和四川雅安、绵阳、广元等处。唐代以四川湖南产金最多,宋代则在山东蓬莱、即墨等处,元代在今吉林、辽宁,明清则新增甘肃沙洲金矿,年产金可达1980两,在当时已属难得。银矿的数量则较同期金矿更多,产量也更高。

金银器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即包括“器形”制作也包括“纹饰”制作,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据文献记载,在中国金银器最为繁荣的唐朝,关于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多达十四种,即错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和裹金。到宋代又增加至十九种,即销金、贴金、剔金、织金等,这些工艺手法经与地下出土和传世器物进行对比参照,已经得到了印证。在现代社会,以上关于金银器制作方法的称谓多废弃不用,代之以现代技术用语,可归纳为十二中最主要的工艺,即铸造法、锤揲法(也称打作法)、切削法、抛光法、掐丝法、焊缀法、焊接法、铆接法、錾刻法(含镂空法)、鎏金法(也称镀金法)、镶嵌法和平脱法。

由于受中亚、西亚金银器的影响,在公元七世纪后期至八世纪中叶的盛唐时期,金银器已十分流行,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初,江南地区制造金花银器的手工业亦相当发达。在唐代,金银器的加工普遍使用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还使用了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可见当时金银器制作工艺技术相当精湛,作品的美妙绝伦。

唐代在金银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期间不乏很多的外国工匠,如波斯工匠、吐蕃工匠、新罗工匠、回鹘工匠、南诏工匠和许多突厥斯坦国家的工匠等。但在对他那个带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各国工匠中,吐蕃人尤为突出。吐蕃的金银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獻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列举了吐蕃的大型金银制品,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吐蕃最早向唐朝贡献的一批金器就是由吐蕃流入内地大批金器的一个例证。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大相禄东赞来到长安,安排吐蕃君主松赞干布与唐朝公主的婚姻,为缔结婚约,向唐朝贡献了重达千斤的金器和其他珠宝。贞观十五年(641年),松赞干布以子婿名义向唐太宗贡献一件礼物,文献中详细记述了这件礼物,这是一件高达七尺的鹅形酒壶。显庆二年十二月(658年)吐蕃又贡献一座金城,“城上有狮子、象、驼、马、原羝等,并有人骑。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金银器皿。

晚唐以后受战争摧残,生产凋蔽,经济衰退,金银器发展受到制约。由于南方没有直接受到战争侵害,生活相对安宁,经济相对繁荣。但是,大批工匠转移至南方,直至南宋金银器发展已基本脱离宫廷风格,造型古朴清新,纹饰简练,并呈现工艺上两极分化的特征。其风格对北方的辽、金、西夏的金银器造型亦有很大影响。

元明清三代金银器工艺的发展有着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民族特征和宗教色彩,元代金银器基本以苏州为中心,工艺及其发达,技术水平很高,并以名匠朱碧山等闻名于世。明代金银器由于经济繁荣相对普及,工艺上巧夺天工,并存在着复古倾向,清代金银器工艺空前发展,皇家用金银器更是遍及典章、祭祀、冠服、生活、鞍具、陈设和佛事等各个方面,一套编锺就用金四百六十多公斤,一件佛塔用金三百五十公斤。工艺上融合多民族工艺风格,制作技艺上有了创新和提高。

岁月的年轮依稀展现了金银艺术的发展脉络,作为此项艺术的传承者,有必要将我们的流派介绍一下:我们的流派祖师爷名叫区其佛,大约生在南宋末年,江浙人士,祖上书香门第,祖师爷年轻时因家境中落等原因入行,曾于苏州、杭州及福建泉州等地学艺,后集各家手艺之长,艺业大成。时年元兵南下,“所下之城,人尽屠之”然而元人却对手艺人网开一面,因此祖师爷全家得以保全,祖师爷的很多弟子亦幸免于难。后来元人建都,经筛选祖师爷艺业佼佼,力拔头等,并连同家人及弟子迁至大都与当时藏传佛教国师:八思巴、尼泊尔工匠阿尼哥等人共同设计建造皇室宫殿,祖师爷天赋异禀,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完成的尽善尽美,而且在工作期间对藏族工艺和尼泊尔工艺与本门工艺融会贯通,很好的丰富了本门艺术。为元朝宫殿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并因此受到世祖皇帝忽必烈的破格嘉奖。所以后世很多弟子因受皇帝青睐而供奉于元明清内廷工坊(造办处),期间也有不少祖师门人流入民间,艺业各有所长,祖师爷香火绵绵,可谓必然。

民国十五年,十三岁的祖父孙广熙在唐山杨柳一条街拜师入行,议程后独自闯荡,曾于唐山“珍发永”“天丰”等银楼,半工半徒,后来于古冶一银楼结识以为刘姓师傅,刘某祖上几代为朝廷供奉,艺业独特,虽脾气怪异,但由于系出同门与祖父相交却也颇多关照。祖父也念其年迈花甲,无妻无子,在生活上也多予呵护,怎奈刘某嗜吸鸦片,祖父多次劝阻无益,叹伤之余对其又不能不顾,刘某后来资财耗尽病入膏肓,祖父倾其所有仍无力回天。在刘某病危之际,因感激祖父绥江祖传从不示人之技艺,悉数授予祖父,世祖福技艺精进,后祖父闯沈阳,下天津,并于天津期间得到的过公使馆嫉妒认可,轰动天津,解放后,由于政策原因祖父曾一度回乡务农,后落实政策回银行工作,有参与组建金属工艺厂,并授传技艺。八零年祖父被评为河北省著名老艺人称号,直至九一年祖父一直工作在他热爱一生的艺术战线上。一九八六年我虚岁十七,被金属工艺厂招为临时工,师从祖父学艺,期间祖父对我格外严格,除正常工作时间,每天晚上八至十二点,在祖父的监督和指导下我也必须认真学习,几年的苦功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于学习期间对老一辈艺人的作品仔细参研,然后再从工艺角度上的问题请教祖父,于世颇有心得。时光荏苒,我本人也年逾不惑,幸喜已有弟子八人,艺业也有小成,再者国家近几年对传统文化也有所重视,本门艺术有幸被评为非遗项目,更于2011年省市政府两届工艺美术大师评选中均获一级工艺美术大师称号。